2012年，民間團體在「進口美國牛肉是否要開放瘦肉精」的議題上，和行政院執政團隊起了大大的爭執。台灣政策對瘦肉精是禁用，但行政院是打算要開放瘦肉精，而民間團體是反對的。從記者會反對聲浪，到地檢署檢舉，到監察院陳情，到遊行串連，到立法院公聽和旁聽，民間〈反美牛瘦肉精聯盟〉幾乎是週週發出聲音。
官方從一開始就是要開放的態度，出文宣品又強力動員遊說，擺明就是要讓台灣開放瘦肉精。有一次，行政院本部的處長出來接見民間團體，居然說出：「牛肉含瘦肉精，就好像蔬果含農藥，擔心的人就選擇不要吃，或是去吃有機的。」這樣的心態，讓人民更不安心，好像讓一些不好的東西（類似瘦肉精和農藥）變得合理化了。台灣有機蔬果生產量不到百分之五，人民只能自求多福，自力救濟。
國際上對瘦肉精是有爭議的。對動物而言，讓動物圈養後餵含萊克多巴胺飼料，令動物產生焦躁具攻擊性，還會軟腳跛行，非常不符合動物福利。人，經由食用牛肉移轉到人體的實驗，並未完整，只有生產瘦肉精的禮萊公司提出一份六位成年男子的實驗報告，沒有其他數據，所以沒有「安全報告」，也沒有「不安全報告」。
號稱有4萬多人參與的里約+20地球高峰會已於6月22日落幕，並發表了《我們希望的未來》這一文件。該文件洋洋灑灑，共53頁、283條文字，涵蓋永續發展的各個層面，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聲稱這是多邊主義的重大勝利，因為各國透過這份文件，重申他們對永續發展的政治承諾，同意建立一套永續發展目標，並設立關於永續發展的高階政治論壇。同時該份成果文件也「呼籲」各國採取廣泛行動，比如說發展綠色經濟來達成永續發展、強化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角色、提倡企業永續性報告的措施、採取比GDP更進一步的方式來評估國家福祉、建立永續發展的籌資策略、採行十年的規劃架構來處理永續消費與生產的議題。
社區（Community），是一個常聽到的名詞，在生態學上也可翻譯為「群落」，表示一群共同生活存在的生物，與其生存環境（或說棲 地）所組成的一種互動、共生的結合體（或社群），也有翻譯為「共同生活體」、「命運共同體」等。
19世紀德國社會學家F.Tonnies認為，社區指的是具有根源、道德一致、親密及友誼的連結；成員對團體認同，具有生命共同的一體 感。社區是以生存、生活和生涯發展為目標，以友誼、互助和感情為特性（林振春，1995）。在社會學上之定義，依徐震（1992）之整理彙集，指「社區」 應包含居民、地區、共同關係、社會組織以及社區意識等五項要素；並提出綜合的應用性定義：「社區，是一居住於某一地理區域，具有共同關係、社會互動及服務 體系的一個人群」。（可參見：崇維的部落格--新浪部落）
台灣的「社區」，在行政組織上，可相當於「里」、「鄰」，或村落、街坊，其組織定位及範圍，原則上不是很嚴格的，主要在其功能及精神。 在環境問題上，很多個人生活上、街道角落的環境問題，生活品質維護及污染防制、安全防護等，宜以社區自治及自我管理的要求，追求解決及改善。
作者：鄭同僚／前公視董事長
兩人對峙，若超過一個手臂距離，人雖動怒，敵在眼前，卻揮拳打不到；但隔一臂之遙，若扯喉拉嗓叫罵批評，卻足夠讓對面的人如雷貫耳，十分不舒服了。
民主國家公共電視由公共經費支持，經營則獨立自主，外力通常無法干預；但制度設計上，公共電視仍需要面對公眾，負起責任。其主要設計， 就是讓監督的力量，保持一臂之遙，可以有效監督，但卻不能對公視造成實質干預。一臂之遙，因此是民主國家公共電視保持獨立自主的象徵。
為了貫徹黨政軍退出電視媒體的社會共識，並維護媒體專業自主，立法院在2006年初通過了《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將原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台、宏觀電視台三台的製播業務交由公視基金會辦理，實質上，也就是將這三台變成公共電視的一環。
可嘆的是，不論藍綠執政，政府在執行三台公共化的過程中，都沒有誠意建立可長可久的制度。六年來，不同執政者顯有相同的私心，都把經營 三台相關的經費編列為業務費，然後採取一年標一次的標案方式交給公視。 政府標案的形式，主要問題在於主管機關根據採購法，事前會訂定許多限制電視台自主的標規，過程中與事後又有許多的核准、驗收等等手續，對公廣集團有不少牽 制與干預的機會。公共電視如果不斷要被業務主管機關核准、驗收，拿人手短，處處受掣肘，想保持自主經營，實質上就很難做到。
日前一位自稱風險評估專業的溫啟邦醫師撰寫文章，認為美牛風險比騎機車低，文章內容呈現出溫醫師對風險本質的誤解，而這種觀點顯然也是 馬政府在專家會議做 出還沒有足夠證據可以證明瘦肉精風險程度的結論後，就貿然有條件開放、漠視民意的基本心態之一。本文將針對這種謬誤觀點提出澄清以正視聽。
選擇機車作為交通工具的原因很多，對多數的機車騎士，應該是志願跨上機車，在啟動那一瞬間，應該是對自己的技術與機車性能有信心。一位 騎士在騎車出門時， 如果想到這趟出去可能會發生車禍，因為台灣的統計資料顯示騎機車發生車禍的機率高，他心理會提醒自己要小心，注意來車、路況與交通號誌，因為台灣多數的民 眾都是理性的自我風險管理者。騎機車發生車禍往往出於一時疏忽或是有人不遵守交通規則。在風險分類上偏向屬於志願承受、可控制、熟悉、可預期、公平、非災難性與個別等的風險。在風險認知大師Paul Slovic於1978年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科學（Science 1987;236:280-5）的一篇文章中就說明這類型的風險是比較為民眾所接受。
近來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的禽流感疫情隱匿爭議，以及行政院匆促宣布將「有條件解禁」添加萊客多巴胺的美牛進口，都凸顯出政府決策體系的封 閉蠻橫，也引發民眾對食品安全與健康風檢的疑慮。在兩起事件中，官方往往以科學作為合理化政府決策的擋箭牌，聲稱「缺乏科學證據證實瘦肉精對人體有害」，或者推稱疫情爭議只是「高低病原判定問題」。
無獨有偶地，美牛與禽流感爭議都暴露現行專家會議與決策模式的限制。首先，科學研究可能受限於當時的提問與技術，也往往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舉例來說，目前 沒有專家有能力預測原本就不斷變異的病毒究竟哪一天會發展出人傳人的能力，沒有專家能斷定病毒變異的原因（究竟是自然漂移還是疫苗誘發），各國專家們對於 只有六個受試者的人體研究能否用來推定瘦肉精殘量標準也沒有共識。當政治決策遇上這類缺乏完整科學定論的狀況時，德國環境法裡採用的「預警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應可作為政治決策的參考，以避免讓民眾承擔不採取預警措施的未知風險。很遺憾地，在兩起事件中，府院和行政官僚卻寧可在專家共識與精確科學證據形成之前低估風險，或是讓風險個人化，使得健康與安全淪為一個昂貴且未必有保障的個人選擇（像是「你可以選擇吃有機食品或不吃美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