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客尊重環境與制度嗎？
台灣的政治人物喜歡做秀，環保議題更是被當成權力爭奪的工具，隨著每次要討好的群眾，東秀秀、西秀秀，表演一齣齣的環保秀！政治人物更缺少真心去尊重制度與環境的價值，爭議一起，政治人物想到的只是這次要討好誰，在鎂光燈下要怎麼做秀！
2002年底，陳水扁總統公布「環境基本法」，明定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境保護優先。落實「環境基本法」開章明義所宣示的環境保護優先之基本信念，在所有的環境法規當中，就屬環境影響評估法最能消弭污染危害於先，遂行預防勝於整治的積極作為。
台灣的選舉非常激烈，候選人與助選員選得很辛苦，尤其是總統大選。但選得越辛苦，不代表當選後服務人民的表現會越好。往往選前人民是主，選後當選人是主，人民只是投票的工具。要改變這種情形，讓人民在選前選後都能作主，得靠NGO（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公益組織）。
如果一個地方有一群人組織道路關懷協會，聘用專職人員與組織志工來落實成立宗旨，相信該地方的道路安全與交通品質會大大地改善。更大膽地說，道路關懷NGO一位專職人員的貢獻抵得過十個以上的道路公務員。同理，如果沒有環境NGO不斷地對政府部門施壓並遊說人民，以垃圾為例，台灣的垃圾不會減量，政府「服務」人民的方式還是圖利廠商興建焚化爐，製造二次公害。
很顯然的，人民靠「選賢與能」選出行政首長與民意代表後，這些「菁英」即使不貪不污，帶領公務員服務人民的能力還是很有限；有道路就好，奢談更好；垃圾眼不見為淨，別談零垃圾理想。要確保人民選前選後都能作主，事實上就是要實踐所謂的公民社會。人民關心公共事務，組織人民團體來實踐宗旨，尤其在選舉時能提出自己的政見，要求候選人簽署，選後並予以監督、協助落實，這樣才比較有保障。
我們的環境有變得比較好嗎？
1962年美國的瑞秋卡森女士出版「寂靜的春天」。她提出化學物品的泛濫使用，使得大地生態遭受破壞，在春天裡，再也不能聽到輕脆的鳥鳴聲，於是，寂靜在春天裡擴散開來。瑞秋卡森的呼籲如暮鼓晨鐘，敲響疼惜環境的每一個人心。在1990年起「地球日」活動不斷的延伸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1972年6月5日至16日，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以「地球只有一個」為號召。這是第一個全球規模的環境會議，通過「人類環境宣言」列舉二十六項原則，成為其後世界環境保護制度的基礎。其第一原則即是：「人類擁有自由、平等與足夠生活條件之基本權利，其所處環境之品質必須容許生活之尊嚴與福祉。人們也有為自身及後代子孫而保護、改善其環境之莊嚴責任。任何助長種族隔離、種族歧視、殖民或其他形式的壓迫及外國統治等之政策，應受譴責且必須消除。」
由上觀之，環境權是人權的一部份。人類對於生活、後代、種族、國家主權都應有權利。台灣是世界的一份子，在環境人權上自是不能置身事外。1987年台灣環境保護署成立，而到2002年我們才有「環境基本法」，明訂6月5日是「台灣環境日。」
年底地方選舉將屆，搬上媒體的照例是兩大陣營的惡鬥。許多民眾對政治人物這種只關心權利名位、甚至搬上全武行的戲碼，感到厭惡不已；看到國家機器的空轉、國家願景的缺乏，更是大罵政府無能。然而，就如俗諺所云，當我們一隻手指指著別人的時候，也有四隻手指正指著自己。有時，我們更應該反躬自省一下。
這個國家的環境、社會、經濟狀態，是全民各自選擇所得的總合，就好比佛經所言的共業，我們每個人都對這因果關係有一份貢獻。當我們想要轉變這共業，常常必須從改變自身的選擇開始。然而，人們總是習慣於長久養成的習性。常想起以前職場的同事，總是私下對公司大發牢騷，常想辭職一走了之，但是卻放不下優渥的薪資與別人欽羨的眼光、或者家庭對物質的需求，以致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在不長進的公司發牢騷中渡過大半生。真是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利祿忘不了！
豬肉是國人的主食之一，目前國內約有七百萬頭豬隻，市場龐大，因此養豬是一個收入穩定的行業。然而養豬廢水卻也對河川水質與生態產生很大的影響。根據調查，在1998年，以養豬廢水為主的畜牧廢水之COD（化學需氧量）污染排放量，佔COD污染總排放量的36.03％，僅次於有兩千多萬人口的民生廢水（46.8%），並高於工業廢水的COD污染排放量。因此，除了必須面對工業廢水與民生廢水對河川的污染外，如何降低養豬廢水對河川的傷害，也是國人必須正視的課題。
然而，在去年的一個公聽會上，我們發現部分養豬業者竟夥同部分立委向環保署施壓，要求放寬養豬業的放流水標準。從公聽會的資料裡，才知道原來這套遊說方式已行之有年，原本養豬放流水的COD標準從82年的400 mg/L加嚴到87年的250 mg/L，卻因為這股遊說力量而被放寬至92年的600 mg/L，比82年的標準還要倒退。在技術的日新月異下，從來只聽說污染排放標準愈訂愈嚴，卻沒有見過有如此這般的大倒退。利之所趨，我國公民社會的參與能量在這方面倒是很發達。
馬莎颱風過後，有媒體以「每次下大雨就停水，難道我們是次等公民嗎？」為題，報導停水地區的民怨。雖然政府施政服務的對象確實有大小眼之別，但倒不至於整個停水地區的居民都是次等公民，而應該稱之為「環境難民」。短短不到三個星期，台灣就有兩個颱風來襲，而帶來的雨量與隨之產生的災害，規模均相當九年前令大家驚愕的賀伯颱風。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這種動輒帶來豪大雨的颱風已是常態，而台灣生態環境在數十年來的破壞蹂躪下，已十分脆弱，以致這種土石流、淹水、停水等環境災難，也已成為常態。
每次下大雨就停水，對於已習慣水龍頭打開就有水的現代人而言，確實十分不便。就有民眾抱怨，都有繳水費，為什麼還停水？這樣的民怨或許會迫使中央政府趕緊補助地方政府，以治標的方法趕緊解決表象問題；然而，這補助款源自何處？誰是造成環境災難的元兇？若不細究問題根源，並督促政府面對問題根源提出整體的解決方案，恐怕到時候是我們民眾賠了夫人又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