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格

環保署於今(91)年7月開始推動「限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政策」，首先從公家單位(註1)開始限用，於92年1月1日起，將開始對民間的百貨公司、連鎖店、及為數頗多的餐飲業等(註2)，也限用購物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含保麗龍)措施。這個政策是期待已久、頗有開創的政策，但這個政策及其執行措施，也引起社會很全面的、不同的反應。

不管是環保團體或民間，都對這項政策的推動內容並不滿意。首先，一般認為這政策推出得太遲。在台灣，塑膠用品的使用早知是太氾濫了。台塑公司是亞洲生產塑膠的第二大廠商，塑膠用品已取代了很多木質、竹質、金屬材質用品及產品，最終，這些被用舊、廢棄的物品大多被丟到掩埋場或進入焚化爐。日常生活購物的「購物用塑膠袋」，更是浮濫。據環保署估計，我國消費型的塑膠袋使用量約10.5萬噸，其中做為「購物用塑膠袋」約6.5萬噸，台灣約每年耗用掉200億個塑膠袋。塑膠物質丟到掩埋場後，長年並不腐化，而其中含氯的聚氯乙烯(PVC)，在焚化爐焚化過程易於產生戴奧辛，聚苯乙烯(PS)物質因含苯，也易於衍生含苯的毒物。故環保團體或民間，一直認為塑膠中較有毒的PVC、PS，尤應儘速限用或徵收污染費。但此階段的限用政策上，對PVC等並無特別管制行動，也並不知道環保署準備有此行動。

1993年8月19日的華爾街期刊(Wall Street Journal)，以頭版、長篇大論式的報導警告美國讀者：垃圾焚化爐是財政災難。原因很簡單，在1980年代，美國許多地方政府與聯邦政府的環保官員一窩蜂地認為掩埋場地將日漸不足，因此群起興建垃圾焚化爐，以處理垃圾產生量的16%為目標。結果由於超估垃圾量，且掩埋場在大型垃圾公司的努力下，反而場地增多，在掩埋處理費用較低的情況下，焚化廠面臨了垃圾量不足的的窘境。由於垃圾焚化廠與地方政府都簽有20年垃圾保證量與保證價格的合約，因此有焚化爐的地方政府不得不以較低的焚化處理費用來吸引其他地區的垃圾，以餵食垃圾不夠的焚化爐。相對的，當地民眾則必須負擔較高的焚化處理費用。如在蒙哥馬利郡，當地需負擔的焚化處理費用為每噸63.5美金，而外地的垃圾僅需41美金。

台北市的人行道總面積約250萬平方公尺，相當於十座大安公園那麼大。但是在馬英九的主政下，台北市養工處自1999年開始即寬籌年度預算經費辦理全市人行道更新。到今年八月底為止，已有近五座大安公園面積的人行道換成美輪美奐、超厚度、不透水的人工鋪面。近年來，世界各國不斷提倡的生態城市觀念與做法，譬如說，藉著有孔隙的人工鋪面應用在人行道、停車場、低流量的馬路與建築周邊廣場，使雨水可以透過這些孔隙滲透到土壤中，以保護地下水補助及減緩熱島效應。相較之下，台北市的建設完全違反生態城市的理念。

都市化的結果使地表可透水的面積減少，馬路、人行道、停車場與建築物覆蓋在土壤上，使得雨水沒有辦法滲透到地底下去增加土壤的溼度與補助地下水；因此，水文循環受到都市化的干擾。平時不下雨的台北市，因缺少土壤水，又缺少樹木植物，水無法透過植物的蒸散作用回到空氣中去調節氣候；加上台北市位處盆地，空氣對流不佳，使得都市所排出的熱氣，包括冷氣廢熱、汽機車的廢氣等，使台北市的空氣溫度高出鄰近鄉鎮許多，更擴大了都市熱島效應。相反的，透過有孔隙的人工鋪面，可以增加土壤的含水量，可以讓樹木生長的更好，讓都市有更多的綠茵、有更好的視覺美觀，有製造氧氣以供呼吸。傳統的鋪面把表面的雨水更快速的排掉，至於底下大比例的乾土壤也把鄰近較有養分土壤的水吸走，在這樣狀況下，公園的植物雖被保護，卻也活不好。

10月28日100多個民間團體聯合舉行記者會，強力要求立法院刪除或凍結92年環保署與垃圾焚化有關的預算，並要求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立即進行官方與民間版的「廢棄物政策環境影響評估」，透過全民參與的模式，普查到現在為止「垃圾焚化政策」執行的成效及利弊，尤其是設置的區位、容量、以及焚化後產生的二次公害（目前有些縣市把焚化後的底灰和飛灰由各鄉鎮帶回，自行任意處置，而環保署不聞不問；而所謂的灰渣掩埋場的管制亦形同虛設。），以及其他替代方案的可行性（目前由於環保署偏愛焚化處理，到91年度已編列支出了435億9,476萬5,000元，排擠了其他替代方案的推動，譬如推動廚餘處理僅編列了1億元的經費。）；待「廢棄物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完成後，經社會各界討論議決定案後，交由環保署依結論制定政策確實執行。環保署立即由工程處處長陳聯平回應，指出這是開玩笑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現有的19座焚化爐已達到九成的焚化量，已經接近飽和，不能再增加量了，如果不再興建新的焚化爐，垃圾問題及壓力還是非常的大。

環保團體要求立法院刪除焚化爐預算案，現在正在立院環衛與預算委員會審查中。一年又一年的關鍵時刻，其實在考驗台灣政府與民間每天每日在垃圾議題上，有沒有真正用心去做，有沒有找到垃圾管理的出路。垃圾的問題是跟著人類文明的演進，是政治也是經濟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從擁有800萬居民的紐約市垃圾管理歷史中得到教訓：

1998年的春假，在下雪風雨中，開了十個小時的車，拜訪新罕布夏州的水文學教授，談一個可能的海岸集水區與河口生態計劃。那天的雨出奇的大，他開玩笑的說：「不好意思，下這麼大的雨可能不是很好迎接妳的方式，但沒有下雨，我們做水文的就不知道要靠什麼維生。」雖然後來這個計劃因為各種原因沒有順利展開(失敗為成功之母:>)，但對於那幾天的野外參訪，看著溪流奔流到海，自然在動態中維持著巧妙的平衡，留下了很深的回憶。最近連日來下雨，想起今年夏天的水荒，大家如臨大敵，恍如隔世。在現今高度都市化的結果，我們對土地的依戀不再，水被視為生活中以及工業生產製程中理所當然且廉價的必需品；缺水時，怨聲載道，下雨時，同樣怨聲載道，因為出門不方便。水龍頭的水是大部分人對水的想像。

俗話說：「飲水思源」，其實大家對這句話的領悟力都是非常低的，尤其台灣的水供給長期以來都限制在傳統的思考。我個人常在研討會聽到這樣說：

「沒有水庫，我們沒有水可以用。水荒怎麼辦？」

「台灣雖有高年雨量、地形陡峭、水流湍急、下雨分配不均，但大部分的表面水都隨著河川流掉造成浪費，所? H我們必須想辦法透過工程辦法把水攔截拿來用。」

「因為美濃水庫蓋不成，所以我們只好看看可不可以用其他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