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林縣環保局特定於7月5日下午2時於林內國中辦理「環保義工講習」，其課程安排為02：30~03：20 「焚化爐興建說明」，主持人或講師為「達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03：20~04：10 「限制使用購物用塑膠袋（含保麗龍）」，主持人或講師為「本局第五課」。所謂發生「暴力」的原因，是民眾發現環保局安排了「焚化爐興建說明」，且主持人或講師又是興建焚化爐的業主「達榮環保股份有限公司」，試問誰不會「質疑環保局利用研習營辦說明會為廠商護航」？更巧的是雲林縣政府在7月5日也召開審議會，通過了該焚化廠興建用地的變更案。
近日媒體報導：台北市環保局計畫將內湖垃圾山總體積約429萬立方公尺的垃圾移除，初期先行分類清除位於行水區的部分，約有250萬立方公尺，粗估需要新台幣36億元左右；若經費許可，環保局不排除分階段移除整座圾垃山。先前，我們指出目前國內的垃圾處理分式，並非解決垃圾問題的有效方法，而是以「商業化」考量的「永續經營」垃圾政策。
過去垃圾處理工作交由各鄉鎮政府自行處置，因此各鄉鎮就因地制宜，用最方便的方式把垃圾變成看不見而已，也就是在各鄉鎮轄區內找片最不受人注目的公有地當作垃圾掩埋場，因此全國各河川沿岸就出現了很多垃圾堆出來的小山丘。由於造成很多衍生的問題，1986年才由行政院制定「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的垃圾處理政策，環保署接著規劃興建21座公有焚化爐和15做民營焚化爐，進入所謂的「垃圾處理資源化」時代。不管是掩埋或焚化，對整個社會來講都不是理想的方法，都是管末思維的產物，把社會所產生的垃圾以最方便和快速的方法，讓垃圾消滅掉。然而如此處理並未能解決垃圾所產生的問題，掩埋會滲漏，污染河川和地下水，焚化會有空氣污染和灰渣處理的問題；如果我們處理一種公害，會產生二次公害的話，充其量這種方式只不過是臨時的或過渡的。
據報載，經濟部水利署黃署長於日前表示，因台灣雨量分布不均、乾季太長，還需要再建五座水庫來儲水，方能因應台灣用水的需求，並將編列一千多億元的預算執行。至於興建水庫對生態的影嚮，則盼環保人土的諒解。
個人以為，興建大型水庫是集中式（centralized）的集水方法，可以解決水的問題，然而也會創造新的問題，應當是最後不得以才採取的手段。而當前最急迫的要務，應是優先建立起分散式（decentralized）的集水系統。片面由技術官僚宣示興建大水庫的決心，會有誤導民眾之嫌，非台灣的福氣。
興建大型水庫，誠如黃署長所說有生態環境的衝擊之外，還牽涉到跨世代公平性、區域間公平性、效率及風險性等問題。
跨世代間的公平性：台灣先天地質破碎、斷層分布密集，加上地形、水文及現有聚落發展的限制，適合蓋水庫的位址有限，猶如珍寶；而且一座水庫的壽命有限，儘管能做部份的更新，但百年後終仍難逃壽終正寢的命運。若將視野的時間軸拉長，每蓋一座水庫等於剝奪後代子孫一個蓋水庫的機會。如果蓋水庫是台灣人集水的首要方式，當水庫一座接一座報廢後，那台灣後代子民將沒水喝。
環保署長郝龍斌於近日接受公共工程月刊的專訪時，指出焚化爐的興建通常會因燃燒產生的戴奧辛，而成為廠址附近居民的反對目標。面對此鄰避心理，郝署長表示：「國內焚化爐的戴奧辛排放標準為0.1奈克….如此的排放量對附近居民完全沒有影響。」「面對鄰避性的抗爭….採取充分溝通的模式，提出科學實際的證明使民眾相信，同時日夜不停地監督排放值，只要超過標準，馬上運用公權力將焚化爐停工…。」可是，郝署長忽略了以下幾點事實。
0.1奈克/標準立方米的戴奧辛排放標準只是環保署設定的一個理論值，環保署並無法確保日常操作的焚化爐排放之戴奧辛，時時刻刻都在此標準以下。由於戴奧辛的檢測是非常昂貴且耗時，且目前尚無戴奧辛的線上即時分析監控系統，因此環保署目前只要求一年抽驗一次焚化爐煙道氣中的戴奧辛含量；如此的檢驗頻率，如何能「日夜不停地嚴密監測排放值？」況且，焚化爐在起爐、停爐與操作異常時，必須將煙道氣旁通污染防治設備，據估計這樣所排放的毒性物質，約等於操作500小時經由空污防治系統所排放的量。因此，不能說戴奧辛排放標準設定在0.1奈克/標準立方米，就說其排放量對附近居民完全沒有影響，這是不合經驗法則與邏輯推理的。
筆者長期從事登山活動，經常有與原住民相處的機會，近日上山勘察又與原住民有較為貼心直接的對話，一些話在心裡實在是不吐不快。
從過去的所謂討伐「蕃人」、強迫遷村、集中管理，到後來將原住民傳統居住場所及獵場的山林，強行納歸入林務局及退輔會的管理，自日據時期以迄國民政府的山林、原住民政策，可說是剝削山林，迫害原住民的一頁血淚史。原住民千萬年來與山林相安無事，卻在近數十年來國民政府的砍伐檜木，及官民「協力」的濫墾濫伐下，帶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水旱災、土石流等大自然反撲，而原住民在忍受近一世紀的的家破人亡後，也發出了從「還我土地運動」到今天的「傳統領域、自然主權」的一波波怒吼。
原住民天性豪爽、熱情好客、沒有心機，但是這些優點卻成為漢人巧取豪奪的致命傷，不論是政府機器侵占其傳統領域。平地人利用人頭或以不合理的方式侵占、承租土地，甚至一些學者教授利用原住民成就其學問事業，而今天原住民已淪為低階層的勞工、挑夫及苦力，甚至比外勞還不如，雖說今天的法律對原住民的保障已有些許的改善，但整體看來，憲法所保障的「平等」，依然只是一個唬人的笑話而已。每次一有山難、山林火災或林務單位的入山調查，以及一般民眾的登山健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利用原住民過人的體力、及山林知識來達成任務，而事過境遷，他們又迅速的被社會大眾所遺忘。
我國重金屬污染，早自1971年出口美國的瓷盤被驗出含鎘而遭退運起，就一直是媒體舞台的常客。1983年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高銀化工造成鎘米，1984年桃園縣蘆竹鄉中福村基力化工污染農田產生鎘米，鎘米事件的陰影就揮之不去；這兩年在台中縣和台南市陸續發現鎘米，前後已達20年之久，而我國大有為的政府竟然束手無策，任其肆虐人民健康、動搖我國的生產力。早在1983年政府就針對汞、鎘、鉛、鉻、鋅、砷、鎳、銅等八種重金屬的工業廢水造成的污染情況，進行了前後為期5年的調查，結論有420家使用重金屬的工廠，大多數廢水造成污染。1988年2月份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食米中，有11.1%的鎘含量超過標準，有30%的汞含量超過標準。而環保署在1987年到1990年間，也做過台灣地區農田土壤遭受重金屬污染情形的調查，而深知全國土壤的表土（地下15公分以上）重金屬含量達到第四級偏高含量的面積有50,057公頃，達到第五及高含量的表土有787公頃，裡土（地下15公分到30公分）的重金屬含量達第四級的面積有25372公頃，第五級有265公頃；更自1991年展開延續的細部調查，以清查明確的污染範圍和找出污染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