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評

上週環保署召開「蘇花高速公路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主張興建的花蓮縣立委傅崐萁全程坐鎮「監督」，最後在會議不公正、主席張子敬強力主導之下，決議將建議環評大會「有條件通過」蘇花高興建案，而且將蘇花高切成山區與平原兩階段，以蘇澳到崇德間的山區路段為優先。

這項決議一出，立即遭到環保團體重砲批評，主管環境影響評估的環保署，以專業中立為名，將最後建不建的決定權推給政治人物，甚至是總統大選後的新政府再做最後決定；而應當為政策方向負責的行政院與兩黨總統候選人，又都一致表示要「尊重環評」，環評通過就興建。事實上，蘇花高環境影響評估早在八十九年即已通過，目前審查的是交通部為求路線調整而提出的環評內容變更申請，沒有過不過的問題，因此環委若基於專業認為蘇花高不該興建，只能不斷要求補件再審；然而當蘇花高的規劃已經與八年前差異甚大時，全案實應重做環評。

原該固守專業的環保署被民意代表綁架，為趕在大選前兌現陳水扁宣示的「任內一定興建蘇花高」的支票，而政治人物又不敢為政策方向負責，為了選票兩邊都不敢得罪，只能模模糊糊地打太極假裝「依法行政」，在該專業的不專業、該負責的不負責之下，「有條件通過」就是不負責任的表面「妥協、折衷」而已，在政治決策黑箱中，選舉高速公路早就是既定方向。

上週連日大雨特報，氣象報告很準確地預告了「超級豪大雨」，這種以前很少聽見的用語，現在成了真實世界發生的狀況，也許最近好天氣已經讓我們淡忘了先前天天陰雨綿綿的感覺，但是對於在基隆麥金公路或南投山區罹難家庭來說，那是永遠的失去與一輩子無法忘記的梅雨季。曾幾何時，梅雨季節時間延遲，而且單日暴雨，而又曾幾何時，極端氣候比我們之前經歷過的更反覆無常地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以前工程學界常常以五十年、一百年的週期去計算工程所能抵擋天災的強度，並依照過去的經驗法則去規劃設計。然而麥金公路當初開通的時候，大概沒有想過，不用五十年，土石流的瞬間流量就會造成永遠無法挽回的天人永隔；中橫公路當初靠榮民胼手胝足打鑿、克服天險、人定勝天之後，大概也無法想像，現在不用到颱風季節，整條公路就會被阻斷、水流淹沒橋面路面的景象。

當代的天災肇因於人禍而只是以天災的型態展現出來，我們不知道自己開汽車排放二氧化碳之後，何時會遇到極端氣候的災難臨頭，工程師卻告訴我們，這一切工程都能夠克服，救災搶險變成現在不確定下的工程主調，而且當救災大帽子扣上的時候，環境價值就必須噤聲退位。一再地救災搶險成為下次災難的源頭則是下一次的事情，遇到了再說。

甫落幕的全國NGO環境會議上，最受矚目的新聞就是致詞的陳水扁總統，竟然在環保團體面前倡言應當興建蘇花高。如果場景拉回到前幾年陳總統的大會致詞，雖然高談永續發展的願景，實際上口惠而實不至，但是至少行禮如儀，在環境會議上講一套符合環保團體期待的說詞，即使在其他場合講的話常常與此相反。如果再把場景拉到二００三年五月花蓮縣長補選，當時的陳水扁總統在沒有考慮永續環境的情況下，於選舉場合宣示「一定要興建蘇花高」，而結果民進黨縣長候選人游盈隆落選，新任縣長謝深山卻對蘇花高態度有所保留。

地球日環境會議前後，民進黨四大天王兩次黨內初選辯論，也都提到了蘇花高，全國NGO環境會議前，三位行政院長爭相推卸蘇花高興建責任，都聲稱是自己任內阻擋蘇花高有功；總統致詞定調之後，又變成環評如果通過，蘇花高當然要建。顯示蘇花高爭議之大，而建與不建，僅僅是政治考量，特別是每逢總統大選，就會成為綠色執政吸引藍色票倉的籌碼，其中沒有理性政策的公民討論空間。

台塑六輕因用水量未能於承諾期限內（前次六輕四期環評變更審查結論公告後的三年內，亦即今年1月19日前）降至其環評承諾的25.7萬噸以下，而遭到環保署依違反環評法第23條規定而罰款700萬元。為此，經營之神火了，特藉由為工商界發聲的平面媒體，發出不平之鳴，認為「企業若已經盡力節水，環保署還罰是怎樣呢？」「若要減產來因應，當初何必同意六輕擴廠？」倒因為果地將當年承諾置之一旁，不提當初是因為台塑承諾可於三年內將用水量降至每日25.7萬噸以下，前屆的環評委員才同意其擴廠。或許，經營之神之所以能成為經營之神，是因為其承諾向來就不是承諾？

我們很遺憾這700萬元，並沒有讓經營之神與經濟部正視到台灣水資源匱乏的問題，反而讓他們藉此要脅環署提高六輕四期用水量。更遺憾的是，台塑未能正視到環境問題對企業本身所帶來的風險，反而在中國泡沫經濟崛起所帶來的短暫商機與不落人後的好大喜功心態下，一步一步高築著通往西天之路。這並非危言聳聽，提高六輕四期用水量，首當其衝的將是台塑自己。

近來環境影響評估為各界所詬病，不只是工商業界、連環評委員們也對環境評估審查過程極為不滿，究竟發生什麼問題讓環境影響評估變成公共廁所？為什麼許多環評委員們覺得審查過程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但是工業界與工商媒體、如工商時報在十月十四日就以中科小媳婦環評高標準為題大肆批評環保署。曾有人利用問卷問民眾是否接受或信任環評的結果，結果約有五至七成的民眾不信任環評的結果。

自環保署成立以來，許多作法常常模仿或移植國際先進國家的相關制度或法規。環評法也不例外，只是好像都學了半吊子，也沒有人問過在台灣的現有制度下，制度要如何設計才會適用。自公告實施以來，在環保人士看來，環評審查會好像是橡皮圖章，幾乎每評必過，環評通過之後環評書往往就束之高樓，好像也沒有什麼用。但是當我們詳細閱讀環評書時，當地資料常常描述不完整，甚至無法反映當地的地理與環境現況。

近日包括行政院正副院長蘇貞昌與蔡英文以及經濟部長黃營杉，都相繼針對有無法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虞的投資案，對環保署表達關切，甚至要求經濟部官員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被點名的投資案包括中科后里基地、台塑大煉鋼廠、彰工電廠、機場捷運、還有國光石化等五大投資案，這些只注重經濟發展的首長們，眼中只見這五大投資案的龐大投資，竟將環評視為投資障礙，這種漠視體制、價值扭曲的短視思維，只會把國家帶往失敗之路。

我國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犧牲環境與普羅大眾的生活品質來換取的，這在去年由世界經濟論壇委託耶魯大學執行的環境永續性指數（ESI）的評比中，我國名列全球倒數第二，即可見一斑。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不必然是互相衝突的，一些歐洲的先進國家如芬蘭即在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上，皆名列前茅，而全球呈現兩者負相關的，則是我國最為明顯突出，這對主導經濟發展的財經部門而言，是非常可恥的紀錄。然而若環評可充分發揮為環境把關的效果，則這種不永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可以被矯正的。只是過往有許多環評委員放棄了專業與良知，而使環評淪為為開發行為背書的橡皮圖章。即使是現在，仍有些許環評委員，在產官學的包圍下，淪為開發單位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