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在一場自然農法的演講中，一位實務工作者與一個農藝專家都持相同的觀點 ─ 真正有機農法所種出來的東西是漂漂亮亮、大大的；而應用有機農法，種出營養不良、瘦瘦小小的植物，其實是過度剝削土地，以致於土地過於貧瘠、肥沃度不足的緣故。我有個朋友是個有機農業的從業人員‧在解釋他為什麼從一家有機農場離職時，他用含蓄隱喻的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他是這麼說的，如果我們在經營農場時，還是採行「大量生產」與「超限生產」的思維，所謂的有機，只是做到無毒化，當「人跟土地都不有機了」，那還算有機農業嗎？
這句話引起我很深的感觸。
我們今天經常聽到政治領袖信誓旦旦經濟成長的重要性，為了討好選民，「拼經濟」被當成一場聖戰。不管懂不懂企業經營或經濟操作，我們的政治領袖往往以「聖戰」總指揮官自居，在媒體與各種場合上，不斷地下達「作戰指示」，不斷地要求各政府部門全力配合推動重大經濟開發案，至於這些重大經濟開發案會不會造成高耗能、高污染的衝擊，在「拼經濟」的迷思下，還有多少人真正關心？
近日包括行政院正副院長蘇貞昌與蔡英文以及經濟部長黃營杉，都相繼針對有無法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虞的投資案，對環保署表達關切，甚至要求經濟部官員協助廠商排除「投資障礙」。被點名的投資案包括中科后里基地、台塑大煉鋼廠、彰工電廠、機場捷運、還有國光石化等五大投資案，這些只注重經濟發展的首長們，眼中只見這五大投資案的龐大投資，竟將環評視為投資障礙，這種漠視體制、價值扭曲的短視思維，只會把國家帶往失敗之路。
我國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犧牲環境與普羅大眾的生活品質來換取的，這在去年由世界經濟論壇委託耶魯大學執行的環境永續性指數（ESI）的評比中，我國名列全球倒數第二，即可見一斑。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不必然是互相衝突的，一些歐洲的先進國家如芬蘭即在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上，皆名列前茅，而全球呈現兩者負相關的，則是我國最為明顯突出，這對主導經濟發展的財經部門而言，是非常可恥的紀錄。然而若環評可充分發揮為環境把關的效果，則這種不永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可以被矯正的。只是過往有許多環評委員放棄了專業與良知，而使環評淪為為開發行為背書的橡皮圖章。即使是現在，仍有些許環評委員，在產官學的包圍下，淪為開發單位的代言人。
石油是現代經濟的重要資源，稱目前的經濟為石油經濟一點都不為過。不僅是汽機車等交通工具的燃料來自石油，所有含有塑膠的製品也來自石油。另外，還有許多化學品、藥品，其原料都是來自石油。要擺脫對石油的依賴，真是談何容易！
然而儘管並不容易，但我們卻不能不面對。石油已日漸枯竭，近來又在中國與印度等挾龐大人口極力追求與工業國家同等的物質生活水準時，石油的耗竭只會加速來臨。雖然石油藏量究竟還可供人類使用多少年，目前沒人可說得準，不過在許多產油國，包括美國，其石油產量已達高峰，無法再增產，所以石油預測公司PFC Energy於2004年曾發表一篇報告指出，全球石油生產跟不上需求的日子可能在2015年時就會來臨（有專家預期會更快）。
近日環保署公佈戴奧辛鴨蛋事件的調查報告，除了黃奇文養鴨場明顯受到台灣鋼聯影響外，其餘的五個養鴨場則受到多重的污染來源，包括：落塵、集塵灰非法棄置、土壤、植物及餵食材料等，且個別鴨場之各項來源貢獻比例亦不同。這表示可能尚有不是在當地的污染源，顯見戴奧辛污染的無遠弗屆，也顯示戴奧辛會透過許多途徑危害到我們的健康，而當我們受到危害時，我們不見得找得到誰是元兇，以及各個兇手的貢獻比例。因此，唯有從源頭避免戴奧辛的產生，才可避免危害的發生與找不到兇手的無奈，這也顯示清潔生產的重要性。
在政府的分工上，推廣清潔生產是經濟部工業局的責任。然而就目前的產業結構與污染情況來看，經濟部在推廣清潔生產的成果實在有限，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部只著重在既有工廠之製程改善的管末輔導，卻未從投資階段起即引導資金導向清潔生產，反而是看到有廠商願意投入大筆資金到國內市場時，即大表歡迎，極力護航，從未好好思考其投資內容對環境有什麼危害，有沒有什麼替代方案可達到雙贏的目標，好讓廠商的大筆資金轉而投入對我們環境與社會經濟均有利的產業，從而刺激產業的轉型。
前幾天參加一個研討會，會中一名受邀演講的某成衣公司代表，談及他們如何改善員工的勞動條件，負起企業社會責任。他說，成衣的市場早已供過於求，因此為求生存，只能往勞動成本低的地方遷移，以降低成本，期能以低廉的物價刺激消費，提高競爭力。同時由於市場上競爭者眾，因此為了搶奪訂單，常需以低廉的報價，並配合客戶的急需，逼迫員工加班趕工。為了追求微薄的利潤，而犧牲了勞工的人性尊嚴與生活品質。基於同樣的邏輯，我們可以想見，許許多多的環境成本外部化，也是為了以低廉商品刺激消費，為了追求微薄的利潤。
這樣的運作邏輯，是我們現今許多問題的根源之一，也是我們急需改革的課題。全球化、中印的崛起，都是為同樣的邏輯所驅使。這樣的邏輯，將使得工業化國家失業率提高，勞動條件降低；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傳統產業式微，並使許多人無法再直接依靠土地或傳統產業維生，而釋出更多廉價勞力，進一步加強企業跨國流動的動力，擴大全球各地的貧富差距。而那些在宛如戰場的市場上稱霸的財團，則擁有了睥睨國家的財力與影響力；只是，在社會中低階層、及環境與生態上，早已哀鴻遍野。
在內閣即將總辭之際，一些傳統官僚蠢蠢欲動，希望能藉著這個渾沌不明的時刻，將幾個攸關特定產業利益的案子翻盤，於是我們看到國工局搬出了國防部，宣稱蘇花高有戰略價值；我們又看到台電請出李遠哲，宣稱核電廠是必要之惡，且應該將既有核電廠延役。這些長久以來一直以特定財團利益為施政導向的官僚，實是我國邁向永續發展最大的路障！
以繁榮的西部為戰場，並以有二十餘座橋樑的蘇花高為馳援要道，而完全沒有考量若其中有一座橋被炸斷時要怎麼辦的這種國防計畫，真是令人笑掉大牙，讓中國額手稱慶，實令人不屑批評。而將京都議定書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制與核電廠扣在一起，並宣稱核電廠是必要之惡的說法，相較之下，雖然高明點，但仍令人為這些專家的狹隘眼光憂心忡忡。
不可否認的，燃煤火力發電廠的確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且釋出了不少的汞，造成了相當的環境污染。但這並不表示為了避免這樣的惡，就正當化了核電廠的惡。其實，這種要人民在兩「惡」之中選其一、而避談第三條路的策略，已成為全球核電產業的翻身陽謀。只是，曾是諾貝爾獎得主的李遠哲，竟也會中了這種陽謀，真是令人相當意外。
在由全球環保界賣力提倡的「清潔生產」中，有一項重要的原則，就是「整體原則」，即要決策者做全方位的考量，避免將風險由一處移到另一處。如果我們能做這樣全方位的思考，才能避掉所有不該有的惡，並找到一條對大家都好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