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續發展涵蓋環境、社會、經濟三大面向，也必須同時守護世代內與世代間的公平正義。人類活動對永續發展的影響，不管是三大面向或是時空軸向，都必須一起考量，因為它們彼此牽連互賴。一些企業開始將生態效率、綠色供應鏈、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納入企業的生產與行銷，是值得期待的方向；然而維護人權責任的發展，或是將企業體暨成員於公民社會能力的培養上，還是相當落後於環保法規與綠色認證的遵循。而人權及公民社會，都是屬於永續發展社會面向的重要內涵。
企業的永續發展不均衡，國家的永續發展又何嘗不是？台灣是一個基體相對小的國家，因此受到內外條件變動的影響，時間比較快、幅度也比較大。由於全球化及政黨輪替的牽動，台灣正處於一個顯著的變遷期。對外是在美國、日本、中國等強權網絡中的槓桿鍵結戰略佈局的調整消長，對內是既得利益者與權力核心族群的重新組合，這些對台灣環境、社會、經濟的永續發展，以及世代內與世代間的公平正義，都有極大的影響。這些影響對在權力資源的金字塔結構中下層民眾各種人權品質是否劣化，尤其是值得關切的衡量指標。
由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主辦、環保署承辦的國家永續發展會議，於４月22日的世界地球日中平和的落幕。在採取「審議式民主」的會議形式下，環保人士、產業界與政府各部會代表，皆可表達自己的看法，雖因時間限制而不能暢所欲言，但仍對於許多大大小小的行動策略達成共識；然而對於較重大的變革或管制策略，則仍有許多爭議，而未達成共識。尤其是延續自2005年全國能源會議的爭議焦點，即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與期程。
環保人士要求二氧化碳排放量減量目標，至少應維持1998年全國能源會議結論，即於2020年時將二氧化碳排放量回歸至2000年的水準。而經濟部則細細衡量過去幾年的毫無作為與遠見，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年高昇；又審慎站在財團立場，將幾個尚未通過環評的重大投資破壞案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納入規劃，而提出另一期程，大幅放寬減量目標。在經濟部規劃的情境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將一直成長至2025年，然後才進行總量管制，逐年降低。在目前地球對人類活動容忍度已瀕臨極限的情況下，如果將溫室氣體減量視為調整人類發展方向、邁向可持續未來的一個指標，則經濟部的規劃，恰落後許多先進國家25-30年。
前幾天參加一個研討會，會中一名受邀演講的某成衣公司代表，談及他們如何改善員工的勞動條件，負起企業社會責任。他說，成衣的市場早已供過於求，因此為求生存，只能往勞動成本低的地方遷移，以降低成本，期能以低廉的物價刺激消費，提高競爭力。同時由於市場上競爭者眾，因此為了搶奪訂單，常需以低廉的報價，並配合客戶的急需，逼迫員工加班趕工。為了追求微薄的利潤，而犧牲了勞工的人性尊嚴與生活品質。基於同樣的邏輯，我們可以想見，許許多多的環境成本外部化，也是為了以低廉商品刺激消費，為了追求微薄的利潤。
這樣的運作邏輯，是我們現今許多問題的根源之一，也是我們急需改革的課題。全球化、中印的崛起，都是為同樣的邏輯所驅使。這樣的邏輯，將使得工業化國家失業率提高，勞動條件降低；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傳統產業式微，並使許多人無法再直接依靠土地或傳統產業維生，而釋出更多廉價勞力，進一步加強企業跨國流動的動力，擴大全球各地的貧富差距。而那些在宛如戰場的市場上稱霸的財團，則擁有了睥睨國家的財力與影響力；只是，在社會中低階層、及環境與生態上，早已哀鴻遍野。
世界經濟論壇公佈了全球146個國家的環境永續指標（ESI）評比，我國「有幸」以得分32.7名列倒數第二名, 僅高於敬陪末座的北韓。這報告真的令我們啼笑皆非，我們慶幸沒有獲得倒數第一名，悲的是我們的經濟奇蹟竟然是以犧牲環境所換來的「不義之財」。讓我們看看亞洲鄰國的排名，日本30、馬來西亞38、泰國73、印尼75、斯里蘭卡79、印度101、孟加拉114、南韓122、菲律賓126、越南127、巴基斯坦131、中國133，難道不令我們汗顏？
其實在五類指標中，我國在「社會和機構性能力」上還得分69.4名列前25名，成績傲人；然而在「環境系統」（得分17.5，排名146）及「減低環境負荷」（得分24.9，排名144）兩項，敬陪末座，而「降低人類負荷」（得分24.4，排名124），也吊車尾。從類別的得分和排名上，我們可以看出其實我國是有能力做好，只是人謀不臧。再者也突顯了民間力量的不足，無以導正和監督施政方向和品質，也有待民間力量的整合和強化。值此內閣更替，政務官人事的安排，籲請新閣揆深思。
在內閣重組之際，位於瑞士日內瓦的「世紀經濟論壇」公佈了其委由「耶魯大學環境法律與政策中心」執行的2005年「環境永續性指數」（ESI)排行評比，台灣在146個參與評比的國家中，名列倒數第二。消息傳來，只見經建會忙著出面消毒，認為「ESI發佈時間不固定，且台灣因為國際現實處境，有關對國際公約簽署及國際參與部分，得不到分數，對台灣嚴重不公平。」將台灣環境品質的低劣一句話就推給國際處境的艱難，官方這種推委卸責、缺乏自省的制約性表現，著實令人感到遺憾。
在這份厚達408頁的評估報告中，蒐集了146個國家的76種參數，並將之分類衍化成21種指標，然後再將這21種指標歸納成5個環境永續性的構成要素，分別是：環境系統(的健康程度)、降低環境壓力、降低人類脆弱性、社會與機構的能力、以及全球的環境管理。構成要素的分數從0到100分，台灣除了在「社會與機構的能力」一項及格，其餘均不及格，其中在攸關環境品質的前三項中排名均為倒數，且「環境系統」為最後一名。
在內閣即將總辭之際，一些傳統官僚蠢蠢欲動，希望能藉著這個渾沌不明的時刻，將幾個攸關特定產業利益的案子翻盤，於是我們看到國工局搬出了國防部，宣稱蘇花高有戰略價值；我們又看到台電請出李遠哲，宣稱核電廠是必要之惡，且應該將既有核電廠延役。這些長久以來一直以特定財團利益為施政導向的官僚，實是我國邁向永續發展最大的路障！
以繁榮的西部為戰場，並以有二十餘座橋樑的蘇花高為馳援要道，而完全沒有考量若其中有一座橋被炸斷時要怎麼辦的這種國防計畫，真是令人笑掉大牙，讓中國額手稱慶，實令人不屑批評。而將京都議定書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制與核電廠扣在一起，並宣稱核電廠是必要之惡的說法，相較之下，雖然高明點，但仍令人為這些專家的狹隘眼光憂心忡忡。
不可否認的，燃煤火力發電廠的確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且釋出了不少的汞，造成了相當的環境污染。但這並不表示為了避免這樣的惡，就正當化了核電廠的惡。其實，這種要人民在兩「惡」之中選其一、而避談第三條路的策略，已成為全球核電產業的翻身陽謀。只是，曾是諾貝爾獎得主的李遠哲，竟也會中了這種陽謀，真是令人相當意外。
在由全球環保界賣力提倡的「清潔生產」中，有一項重要的原則，就是「整體原則」，即要決策者做全方位的考量，避免將風險由一處移到另一處。如果我們能做這樣全方位的思考，才能避掉所有不該有的惡，並找到一條對大家都好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