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鑑於台灣的環境問題，如資源消耗、污染物排放、毒物污染與累積，已甚嚴重；即使說經濟上似有成長，台灣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用電量、能源用量，仍然不斷升高；所謂的「永續」、「永續發展」，只淪為口頭禪。這顯然是無法「永續的」。我們必須趕快盤點、弄清楚問題，儘速採取行動。為此，看守台灣協會結合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與嘉義縣環保局，在7月23日於嘉義舉辦永續治理工作坊，希望能透過公民的參與及監督、活力與智慧，督促縣市施政朝向永續發展、落實「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在工作坊開幕時，前環保署長張國龍便表示：「今天由永續治理平台聯盟主辦的永續治理工作坊，堪稱為台灣地方政府和NGO團體，第一次就永續的問題做雙向溝通。 雖然各政府機關口口聲聲都把『永續』兩字掛在嘴邊，但台灣永續指標曾在全球評比的146國家中得到倒數第二。同時糧食自給率逐年下降、能源依靠進口的程度更是逐年攀升。
當多數立法委員已被政黨綁架而不顧人民死活，當多數議員與縣市政府成為利益共同體，當地方檢察署可以對人民提告案件無限期拖拉，當法院可以被暗黑勢力主導何時判決與如何判決時；如果台灣還算民主社會，人民主人還有甚麼辦法可以挽救這個我們聘僱的政府不會成為奴役人民的黑道組織？洪仲丘枉死事件，只有人民展現隨時可以罷黜總統的決心、人氣和能力，才足以改革國防與司法體系，而不會被總統、行政院部會及媒體打手繼續愚弄。
遊行訴求、靜坐抗議、不服從運動真的還不夠，去年12月22日台東縣重新環評通過美麗灣渡假村案後，我深刻反省自己在台東二十年的環保運動及社區大學推動公民社會經驗，認為我們所提供的科學報告只是被那群政客和行政官僚選擇性使用，媒體發聲的作用通常很有限，而群眾運動總有冷卻的時候。
近期因苑裡反風機抗爭事件，到底陸域風車應該離民宅、建物多遠，引起大家關注與討論，並開始有了世界各國minimum setback distances （姑且稱之為「最小允許距離」）的數據散佈。有謂應制定「固定距離1」，也有謂應制定「比例距離2」；可惜的是，至今台灣學界少有對這些國外所謂「最小允許距離」內涵為何、此距離的判斷依何而來、是否完全屬於實證的科學範疇，以及風機對人體身心影響之因果關係等可能已涉及感知層面的問題，有相關的討論。
目前，國外關於風機「最小允許距離」，僅有少數國家有強制的距離設置規範，多數國家都是以建議、指引或是透過手冊，建議風機妥適的設置距離。不過，這可能是因各國在能源政策、國家執法、管制文化和習慣上有所差異，所以規範強度和用語不同。
回到台灣，我們特殊地貌與環境位置形成了天然的良好風場，但也因地狹人稠使得人口密度極高，又要避免被地方政治過於影響或操弄等因素，使得我們該如何共同思考風機選址和設置距離的問題，成為一項不輕鬆的課題。
台灣今年為了核能議題，從二月份政府說要做核四廠繼續與否的公民投票，到六月份馬總統第一次親訪核電廠，議題持續發燒。
自從日本發生福島核電廠爆炸起，台灣人才真正被嚇到，各種過去不參加核電議題的人，紛紛站出來，表態不要核電，在興建中的核四廠，也不要繼續了。台灣人的擔心，除了日本經驗外，台灣核四廠頻頻傳出工程品質不佳，經過三十年仍未完工，有些金屬器材生鏽，網路線路都要重新更新，雖已投資三千億，還不知要再花多少億，才能完工？就好像一座錢坑，大筆大筆金錢投進去，還不知能不能用？
其實，政府老是說，其他國家都用核能，這是世界潮流。但他們卻不告訴台灣老百姓，全世界有193個國家，只有31個國家在用核能，加上台灣才32個國家。所以，世界潮流，決不是核能！
如今政府表態極力擁抱核能，完全不是採中立作法，看公投結果再決定，而是把公投當成程序幌子，不管如何，結果就是要續建。所以，執政團隊姿態擺得很高，和人民的溝通，幾乎是有溝而不通的，常常答非所問，或是給幾個電子檔，請人民自己去找答案！
資訊公開不足，讓人民非常沒有安全感。人民要求：以日本福島為例子，演習一下，看台灣如何應變處理。而政府總是說，台灣比日本還要好，所以不會有那一天到來。但是，誰相信呢？
文化部長龍應台曾說：「核四是知識問題，不是道德問題。」諷刺的是，龍部長旅居多年的德國對於核能政策本質的理解卻是大相逕庭。雲科大科法所蔡岳勳教授於今年3月間投書之「看德國對核電如何講道德」大作中，除詳細地介紹德國聯邦政府如何重視核能議題相關之倫理問題的探討與處理之外，也直言不諱指出龍部長謬誤之處，蔡教授的真知灼見不僅令人感佩之外，也對照出執政高層在核能政策方面視野之狹隘，以及過度迷信專家決策的另類「理盲」。
文化部首長是否正確認識核能問題本質，或可逕以忽略而無須過於在意，畢竟此問題非事涉其個人專長或任務職掌；但行政院長若執意將核能問題侷限於專業問題或安全檢驗的技術問題，並進一步藉由專家團隊提出之安檢報告，以作為核四續建及運轉的正當性基礎或甚至影響公投結果，恐怕僅顯示出重蹈龍部長之謬誤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