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妮塔•納拉因 序
印度新德里科學與環境中心主任
在印度獨立的前幾年，甘地（Mahatma
Gandhi）曾被問過一個簡單的問題：他想要自由的印度像其殖民國——英國——那樣成為「已開發」的國家嗎？甘地說：「不！」這個回答讓詢問的人楞住了。他反駁說英國是學習的榜樣。但甘地回答：「如果英國需要掠奪半個世界才能達到它現在的景況，印度會需要幾個世界呢？」
如同甘地，我們今天亦面臨智慧的考驗。現在印度和中國來勢洶洶要加入富國之列，其成長造成環境上的狂亂應足以讓我們思考。不只要思考這些人口密集的國家對我們所居住之行星上的資源的衝擊，還要想到——再一次，再重頭想過——經濟成長的典範使人口不密集的國家起而效法，對此唯一的地球上的資源加以掠奪及破壞。
讓我們正視這樣的事實。印度和中國最狂熱看齊的西方成長模式本質上是有害的。它會用到大量的資源——物資和能源——也會製造大量的廢棄物。工業化國家已學到要降低財富增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就要投資大筆金錢。但坦白說，工業化國家從未能成功地控制這些影響：富國製造問題的速度遠比其控制影響的速度來得快。
舉富國城市的空氣污染控制來說。戰後的經濟成長讓富國的每個城市在控制污染上費盡心力：從倫敦、東京到紐約。這些國家回應其國內環保主義抬頭的方式就是投資於汽車和燃料之新技術的研發。到1980年中期，污染指數——當時是測量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宣稱城市已經乾淨了。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期，測量科學又更進一步。科學家確認問題不在於全部的粒狀物質，而在於那些細微到能藉由呼吸滲透到肺部和循環系統的粒子。這些微小毒物——吸入性懸浮微粒——主要是汽車使用柴油的結果。因此汽車和燃料的技術創新了。柴油中的硫減少了，也找到可以在汽車中將粒狀物質過濾的方式。人們相信這項新世代的技術已經克服了挑戰。
但事實並非如此。現在西方的科學家發現，燃料與污染排放控制的技術雖然減少了粒子的質量，粒子的尺寸變小了，但排出的數目不減反增。這些粒子比以前更小，稱為奈米粒子（以奈米規格測量，奈米是十億分之一公尺）。科學家說，這些粒子不只很難測量，也更致命，因為它們可以滲透人類的肌膚。更糟糕的是，即使科技減少了粒狀物質，但汽車廢氣中所含同樣毒的氮氧化物卻增加了。
雪上加霜的是，工業化國家或許已將他們的城市清乾淨，但其排放出的廢氣卻置整個世界的天候系統於危險之中，也使得數百萬生活在生存邊緣的人，因為氣候的變化而變得更易受害、更貧窮。換句話說，西方世界不斷地製造問題與尋求解決，並且將成長所製造的問題外部化到其他國家，而那些國家較西方國家不幸、較沒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
這個成長模式就是貧窮國家現在想要採用的。為什麼不要呢？這個世界並沒有顯示出其他可行的方法。事實上，生意只有在為舊問題找出新的解決之道時才會有利可圖，這樣的觀念一直不斷地灌輸著我們。這個世界告訴我們，西方創造財富的方式就是進步；也告訴我們，西方的生活方式是毫無商量餘地的。
但我相信貧窮國家必須做得更好。南方國家——印度、中國及其鄰國——除了另創發展軌跡外別無選擇。當工業化國家歷經密集的成長期時，平均每人的收入比今天南方國家還要高出許多。當時的油價比現在低多了，也就是說成長的成本比較便宜。現在南方國家採用相同的模式：高度資本密集造成高度貧富差距、高度物資和能源密集導致高度污染。但南方國家沒有能力針對社會公平和永續發展，進行投資。它無法緩和成長所帶來的負面衝擊。這是非常致命的。
讓我們再鎖定空氣污染所帶來的挑戰。幾年前，我所服務的組織主張德里市的公共運輸系統應該轉成壓縮的天然氣。轉成天然氣是一項技術的大突破，它大大地降低了粒狀物質的排放。今天德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公車陣容和其它商業運輸用汽車，都是以天然氣當燃料。結果儘管汽車數量眾多、技術落後、也沒有良好的管理系統可以檢查每一輛汽車的排氣，這個城市的污染穩定住了。換句話說，德里沒有採用技術漸進的污染控制途徑，也就是在車上安裝管末處理設備以及淨化燃料。從技術和成長的觀點來看，印度是蛙躍式的。
今天，隨著私人轎車的數量與日遽增，讓印度所有城市中的道路都擁塞不堪，污染襲擊人民的肺。問題依然存在：它可否於交通方面再造夢想，好讓它不致於變成一場惡夢？它可否找到通往未來城市的新途徑——結合移動便利性、經濟成長與大眾健康？結合這些目標亦即結合新、舊世界中的最好方式，讓採用最先進技術的公共運輸系統，帶動城市成長。
換句話說，當全世界埋頭尋找污染和擁擠的解決方法，效果卻有限時，我們必須創造新的答案。水管理也是一樣。印度和中國承擔不起先浪費水資源，再變成有效利用水資源的代價。他們也無法承擔先污染後整治的代價。他們必須創造出水管理典範——如在印度，向過去的傳統借鏡，建立數百萬地區性和分散性的水管理範式以增加其資源。印度必須實行雨水收集，因為這可以增加水的儲備。在此同時，它也必須投資未來的新技術，增進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的效率。例如，它必須再造沖水系統，因為這既是資本密集也是物資密集，並用水來當作傳遞與排放管道：它無法承擔建造下水道系統來處理人類排泄物的代價，而今天人類排泄物正污染著河流和湖泊。
水將是成就印度是富或窮的決定因素。但要確保一個水源豐富的未來，印度需要的是創造力和聰明才智，而不僅僅是金錢和技術而已。
問題是，這些有可能發生嗎？畢竟，如果富國沒有找到對環境不友善的開發所製造出之問題的解答，窮國幹麻要這樣做？事實是富國的環境運動發生在財富創造期之後、廢棄物產生期間。他們只能設法抑制廢棄物，並沒有能力由根本改革廢棄物產生的模式。這種環境主義，在富裕期成長茁壯，並沒有必要去創新了。
另一方面，在南方國家，環境運動在財富創造期間、在極度不公平和貧窮的期間成長。在相對貧窮國家中的環境主義，除非問題再重新被審視過，否則要找到改變的答案既棘手也不可能。
改變是可以有的。但有兩個主要前提。第一，要有高度的民主，好讓窮人和環境邊緣受害者可以要求改變。讓我們國家的環境改變最重要的驅動者不是政府、法律、法規、資金或技術，明白這點是很重要的。
但民主不單是憲法中的文字敘述。它還需要被小心呵護，好讓媒體、司法制度和其他所有的治理機構，可以決定大眾的利益，而非私人（企業）的。這其實很簡單，窮國的環境主義需要更多可信的公家機構，而非更少。
第二，改變需要知識：新穎和創新的思維。以不一樣的方式思考的能力需要自信，才可突破歷史的窠臼——那些老舊、根深蒂固、人云亦云之想法的傲慢。南方國家最缺乏的是「突破」，一種心靈上的躍進。當今工業化成長模式最負面的影響是讓南方國家的計畫者變成呆瓜：讓他們以為沒有答案，只有問題，而問題的解答則在富國嘗試過和測驗過的答案中。
現在富國必須學習甘地的精神。它們必須明白它們不能對任何人說教，因為它們沒有什麼可以教人的。如果遵循窮國的環境主義的話，這些富國可以學會分享地球上的資源，好讓全部的人都有一個共通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