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偉傑
1996年十月，分會前往貢寮當地參與貢寮反核義勇軍的成立，以及眼見地方衝入核四廠與保警對峙的種種堅持（詳見台北環境第十三期）；而後回台北參與一連串的核四覆議攻防的反核抗爭，卻眼見民進黨與國民黨在議會套招，於是提出「告別議會、就地抗爭」的聲明，文中提到『我們覺得對近年來的國會遊說能達成反核成功的路線應該覺醒，或許告別議會、回到地方、串連組織、就地抗爭才更能使反核運動充滿源泉不斷的活力與可能性』，而後來在台北環境第十三期則有所增修，為「暫別議會、就地抗爭」，並指出『我們覺得對近年來的國會遊說能達成反核成功的路線應該覺醒，更扎實的草根組織、更多對核能的討論與教育、擴大反核的連結面等等，是要繼續做的』。
1997年夏天，分會因環保學生營中有一組是反核組，真有學生進駐貢寮，希望能實踐回到地方的抗爭操練，以分會在台北組成的「反核縮小會議」扮演著運動的評估與形勢的掌握，予以駐地學生比較縝密的判準，並進而推動波灡壯闊的「海上義勇軍反核能機組登陸海上操演」的行動，成功把反核演習的地理空間擴充到漁民更熟悉的領域，更促成後來核四出水口抗爭以及最近的東北角海域珊瑚礁調查；然而當時投入時的激情也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排他，使地方漸從「積極但被動」而成為「主動但消極」的狀況。
1998年初，分會嘗試結合非原先反核系統的朋友，希望能擴大組織連結；然而問題來了，參與所謂「社區案」的專案人員，或因自信不足，或因經驗尚缺，以「非常外人」的名份嘗試扮演「在地連結」的角色，雖小有收穫，但終究流於淺層，只維持了原有的網絡保溫，未能突破原有的格局。
其實地方雖沒有說的明白，但「請反核行動聯盟派一個專職負責」、「幫我們自救會找一個人當總幹事」的說法，一直沒有被解決，甚至於忽略。而這樣的提法更沒有上升到「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去當？」「地方的年輕人為何不去當？」「地方年輕人在哪裡？」「出外的年輕人在哪裡？」「如何讓年輕人願意回來？」這樣的討論；如此一來，反核的就地抗爭自然是種沒有傳承與新生的消耗戰。
今天在回過頭來看當時提出的訴求，其實並沒有錯，但「暫別議會」卻變成了「暫別台北戰場」，卻是始料未及，當然這跟台北的環盟總會社會影響力快速下降、核四公投運動中的「公投」壓過「核四」有絕對的關係，而分會的「就地抗爭」變成了「當地抗爭」、「自己抗爭」，也有值得檢討之處。原先的告別議會、回到地方、串連組織、就地抗爭其實是要讓貢寮成為『反核運動充滿源泉不斷的活力與可能性』的源頭，所以如何讓貢寮本身能成為「反核聖地」，並據以成為豐富的常民文化、漁村文化、抗爭文化、等多重論述的據點，讓原先為數眾多的「反核擴大會議的加盟團體」想常來開會、關心，使外地的人想搬來，使出外的人想回來，簡單的說就是創造資源能夠流入的機制。
記得有某位總會的學委提起：「全世界沒有人把反核運動越搞越地方去，那只會把運動越搞越小」這或許有幾分道理，但這並不代表地方只能狹隘的成為反核議題中的重要個案或理所當然該被動員的對象爾爾。運動是很現實的，就像現在人們像朝聖般湧入美濃，傾聽並訴說著那裡人們反水庫的一切，八、九年前何嘗不是有一次又一次的學生營隊在貢寮訪調、在仁和宮旁慷慨激昂，只是強行動工後，總不免形勢比人強的談法就會被有意無意地提起。
問題是：美濃的年輕人回去了，那貢寮為什麼沒有人想要回來？回來留下的機制是什麼？
1998秋，在東北角社區案後，分會只得隨著貢寮地方積極人士的構想而構想，在大家都有共識與興趣的基礎下，紀錄片與反核十年紀錄的整理成為先確定的項目，核四出水口外海的珊瑚礁攝影，也因海洋年的催化與長茂建蒼和地方人士積極奔走之下順勢展開。我們想著，累積，不管是影像、年史、從來沒有辦過的地方組訓、以及願意歸來或進來常住的人。
當地方成為中心，議會不再是告別或暫別，而是多種戰線中的一條重要戰線；當地方成為中心，所謂的回到地方，是種充滿謙卑的當仁不讓、以及。引以為豪的土地與運動的情懷。